老师是感性的人，曾经给我们朗读小说泪洒当场。读的是韩少功的短篇小说《月兰》，内容早已忘记，只记得老师读着读着不能自持，声泪俱下。老师普通话并不标准，朗读技巧也非最佳，但这样的感性场景让我终身不忘，这是语文老师的魅力，也是读书的魅力。
1冬夜里说书讲古
闲来无事说读书，是一桩雅事。
我上学早，不到六岁，而“读书”更早。跟着母亲混在一帮姨娘婶子里，听她们抱怨丈夫、孩子，抱怨毒辣的太阳，或是调笑蛇打架，狗相骂，谁家公公爬窗户，穷形尽相，纵情放达。人事未通也已是满脑子家长里短，活色生香，算不算我的阅读启蒙？
如果非要找我阅读的缘起，那得认真讲讲我的祖母和祖父，祖母有过两次婚姻，这位祖父实际上是父亲的继父，我的继祖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父母早和祖母分家另过，他们与祖母关系并不好，我与祖母也不亲近，人们回忆常有的祖孙之间宠溺、撒娇的情节，我的生活里没有记录。但祖母，连同继祖父也没有在我生活里完全缺席，时间愈久倒愈是怀念他们。祖母的家总是收拾得干净整洁，她做的饭菜特别好吃，只这两点就足够诱惑我，喜欢往她家里蹭，更不要说听继祖父说书讲古。继祖父读过私塾上过学，算半个乡村知识分子，农闲工余，会戴上老花镜，捧着竖排线装书，囔囔有声的读，这在乡间不多见。他严肃古板，脾气很坏，叫人不敢接近，但讲起书里的故事，则绘声绘色，完全变了一种形象。记忆里，他的可亲全在他说书讲故事的时候。
继祖父能讲的故事很多，古谚俗语，一些乡间的老道理，都被他变成故事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有理和无理成了两个人物，一个谦和有礼，一个蛮横霸道，两个人秉性各异，生活各有精彩和艰难，最后有理得了好报，无理寸步难行，讲故事的，听故事的，皆大欢喜，深信善恶报应，各有因果。“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便演变成路遥、马力两个人的生命故事，时间和经历是见证与审判人性最好的法官。这类故事不知是否影响我对于人与生活的看法，但是，道德教化都在形象的故事里，这样讲故事的人，做老师应该会是好老师。当然，继祖父的故事更多还是历史演义，王朝兴替。罗通扫北，狄青征西，常遇春马踏大漠；云台二十八将，凌烟阁三十六功臣，评功论赏，善恶有报；瓦岗寨福将程咬金，本事不大，运气不差，憨人总有憨福。久远的历史和尘封的人物，听来似懂非懂，却又充满好奇，听爷爷讲故事，便成日常的功课。
这样的功课一般晚间进行，白日里乡民少有闲暇。记忆深刻的那些寒冷冬夜，晚饭一过，就聚到继祖父床边，这时候他已拥被坐在床上，祖母生起一盆火放在床前，我、祖母，有时还有小叔，围火而坐，继祖父清两声嗓，咳一口痰，每日一讲便开始。一本书要讲多个夜晚，先讲两回，或者《隋唐演义》，或者《杨家将》。两回讲完，他停下来，接过祖母递上的水杯，安静地喝水，祖母就说，好了，都睡觉了。而我则低头不吭声，盘桓着不肯走。继祖父便放下杯子，再来一回，四郎探母，秦琼卖马，开始每日一场的谢幕演出。这一回讲完，他慢慢脱衣躺下，祖母则收拾火盆，我虽兴犹未尽，也没有再留的理由，只能怀揣关于人物和故事的种种猜想和狐疑，回到自己床上辗转反侧，苦等第二天晚上的答案。
等我上学识了字，自己能读书，继祖父的故事于我就没有那么大吸引力。但我还会贴近他，向他讨几本书看，他有些旧书，多是竖排繁体字，读起来很困难，许多字不认识，但半读半猜，也能明白大意，比受制于他的故事，总是且听下回分解的痛苦要爽快得多。他曾经要我和小叔给他抄书，并不是训练我们书法，只是他年纪大了，眼睛老花得厉害，读那些破旧老书有困难，要我们帮他把字写大，偏偏我们两个都是写字横七竖八的难看，不知道抄出来的本子，他能不能读得明白。我帮他抄过两本书，一本《赛海棠》，一本《琵琶记》。《赛海棠》是青楼歌妓的香艳故事，一个唱本，以诗行呈现，听老人拖长音调唱读这样的唱本，是古怪的经验。《琵琶记》写蔡伯喈中了状元，被宰相女儿逼婚，但蔡伯喈没有像陈世美，而是得了新人，不忘旧人，两全其美，享齐人之福，不愧是聪明人。后来知道蔡伯喈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再后来知道《琵琶记》是元代著名南戏，隐隐生几分骄傲，对终身农事为业的继祖父也多许多崇敬。
继祖父与祖母都已过世，到他们晚年，父母也和他们和解，关系变得融洽，但我早过在他们面前撒娇的年龄，这成终身的缺憾。再后来因为读书工作，远离故乡的村庄，只有一年或几年一次的见面，匆匆几句寒暄。今天写这些文字，也是对他们的纪念。
2戒尺·戏本·小人书
我的启蒙老师，是同村的清元伯。按宗族排行，他和我平辈，应该叫他哥，可他比我父亲还年长许多，这个哥字怎么也叫不出来，于是抬高一辈，称他为伯。
清元伯是村里广受尊敬的能人，行医占卦看风水，吹拉弹唱演古戏，无所不能。乡邻们遇到难处，总会找清元伯问一问，听听他的意见。我上学时候，还在文革后期，唱戏占卦都是做不得的，清元伯就安心在学校教书，教语文，教算术，还教音乐，一个班被他包下来了。
或许是从继祖父的故事里得到必要的早期教育，一开始我便在学习上显得出挑一些，很得老师喜欢。爱读书，有悟性，记忆力好，是清元伯对我的评价，并且及时把这个评价传达给我的父亲和村子里许多人，我的小小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于是特别喜欢清元伯，也更加爱读书。清元伯是和善有趣的人，但有时也很严厉，他有一把戒尺，谁要是犯错不肯改，会被他用戒尺重重打手心，我从来没有被打过，这也成我的一点骄傲。虽说他有戒尺，但同学还是喜欢他，下课了还常常围着他，他便给我们讲故事。他讲故事和继祖父不一样，总是先说考你们一个问题，然后在故事中把问题提了，又在给答案时把故事讲完了。“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是他课间给我们讲的故事，故事的答案让我又惊又奇，很受震撼，许久以后才知道这是宋代画院的考题。
清元伯在生了很多女儿之后有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大我一岁，是我同班同学。我们特别要好，他常从家里带书给我看，都是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有时我会跟着去他家，他会把家里的藏书搬出来都给我，所谓藏书，就是各种连环画，古代的，现代的，战争的，闺阁的，摆满一地。然后我挑几种回家读，第二天再和他换。我最早的书籍阅读，其实就是读连环画，字认不全借图猜，煞是有趣。到后来听说小学低年级绘本阅读成一种时髦，我不懂是怎样一种现代教学手段，等我明白绘本不过是几十年前的连环画，也就哑然一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故事，几十年前的孩子其实也在进行绘本阅读。
有一回，清元伯儿子要我去他家，大人不在家，就我们俩，连环画读完，正愁没事做。他很神秘的拉我从床背后爬到床底下，费很大劲拖出一只箱子，打开一看，花花绿绿一箱子，他告诉我是唱戏的行头，另有一摞毛笔字抄写的书，是戏本。他套上须髯，戴起戏帽，手舞足蹈起来，我则好奇的翻开那些戏本。正在我们得意的时候，清元伯回来了，看到一地狼藉，大吼一声，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大声。趁清元伯寻找戒尺教训儿子，我慌忙溜走，不知道哪里冒犯了老师，很是不安。后来我知道，在那个禁锢年代，看风水唱古戏都是犯忌的事，清元伯是有前科的人，生恐儿子招祸，要狠狠教训告诫他懂得禁忌。我的故乡，鄱阳湖西岸的乡间，流行一种地方戏，叫皮黄戏，又叫西河戏，清元伯是乡里有名的戏师，相当于导演。80年代初，社会解冻，我有机会看过清元伯排演的西河戏。演的是《平贵回窑》，我父亲那时还年轻，演正生薛平贵，穿上戏装让你认不出来。父亲在台中唱，清元伯在台侧提词，提一句，唱一句：一马儿闯过了番营地界，转中原不由人喜笑颜开，青的山绿的水十分可爱，平贵我全没有观看之怀……看着父亲咿咿呀呀唱，唱的人认真神圣，看的人则感觉几分滑稽。
对西河戏我没有兴趣，但有机会看到父亲带回来的戏本，人工抄写，清元伯的娟秀小楷，可惜没有能收藏一册。清元伯的好书法，既为乡亲写春联，还为过世人刻碑。村边墓地好多墓碑都是清元伯的作品。先用毛笔在碑石上写下碑文，墨迹干过再用小锤击打刻刀，一笔一笔仔细刻写，要书法，要耐心，还要体力。跟着清元伯看刻碑，养成我读碑文的习惯。先考刘公联福大人之墓，先妣刘门张氏孺人之墓，面对生死之门，容易淡看人生纠葛。
清元伯教过我两年，后来学校合并，便没有再教我们，和他见面机会也少了，上大学离开村庄，和他就更少再见。前些年，回乡过春节，准备给他拜年，被告知他已过世，且死得特别狼狈。出门搭乘农用车，下车未稳，车已开动，拖出老远司机才发现，救起来人已不中用了。一生儒雅体面的老人，以这样不体面的方式结束生命，叫人痛惜唏嘘。
3一只耳朵的风波
清元伯的戒尺在我小叔身上大派过用场。小叔是父亲最小的弟弟，只比我大两岁，高我一个年级，在学校以成绩差和顽皮出了名。
我们的学校是政府没收的地主老宅，四间正房，二间厢房，加上大厅和厨房杂物间。小叔的教室在房内，我的教室在厅里。有时正上着课，我被房内的老师喊了去，原来是小叔做不出题，老师要低一年级的我去帮他，实际不过要寒碜他。一道加减法算术题，加了又减，减了又加，小叔被弄晕了头，我很快就算出来了。教室里一片哄笑，都是对小叔的嘲讽。这种情况多了，小叔便怨我，感觉是我给他制造难堪。有一段我们叔侄关系特别紧张。
在二年级，小叔留了一级，我们成同班同学，都是清元伯的学生。小叔的顽劣无处不在，有一次，因为欺负女同学被打戒尺，他不服气，要抢夺老师戒尺，当然是抢不下，只会受更大惩罚，打完之后是罚站，他站在那里又骂老师。老师真生了气，中午在学校关他禁闭，不给回家吃饭。放学了，老师把几处门一锁，一所大宅子就只剩小叔一个人，他先是骂，骂完是哭，哭累了就靠在门边喊肚子饿。老宅的门关上后还留有巨大的缝，我便通过门缝给他喂饭，喂饱之后他又来劲了，折腾一阵，撒泡尿在老师座椅上。晚上回家，当然免不了棍棒伺候，但棍棒也治不好他这些毛病。
有一回，看过杂技团下乡表演，小叔便要学，要我躺在地上，他踩到我身上做动作，把我肋骨踩伤，看了很久老中医。那年头，家家正厅墙正中必贴领袖像，领袖标准照稍稍侧脸，只能看到一只耳朵。一天，小叔对着领袖像观察良久，有了发现，疑惑地说，毛主席只有一只耳朵？我在边上接一句，好啊，你说毛主席只有一只耳朵。污蔑领袖，是灭门的罪名，虽然只是七、八岁的孩子，也知道事关重大，小叔知道闯了祸，吓着了，吓过之后迁怒于我，气冲冲过来打我，我只能逃跑。看我跑，他更急，找一把锄头跟在后面追。叔侄两人，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你死我活，不是被人拖住，眼看要出人命。
和小叔之间，没有发生多少关于读书的故事。继祖父要我们给他抄书，小叔很是不情愿，但又拗不过，便打我的主意，哄我说，帮他抄了这些，他给我找书看，比如把继祖父的老书偷出来给我，或是找玉林叔给我借书。他的许诺一次也没有兑现，但有书看的巨大诱惑让我一次一次上当，等我缓过神明白他不过骗我，他已跑得不见人影，只好一个人抄着那些唱本戏文，倒也没有太多怨气。
小叔顽劣的毛病是时间治好的。结婚生了孩子，长不大的小叔仿佛一夜成人，变得本分老实，出奇的好脾气，听老婆话听儿女话，一副三好男人模样。儿女长大外出打工，他和小婶在家里带孙辈，还要种十几亩地，后来添置了农用机械，种地更多，成种粮大户，劳动之外木讷无声。前几年，祖母去世，我有机会和他在一起时间长一些。一边鼓乐喧天在办丧事，一边是他坐在那里垂头抽烟。九十多岁老母亲去世他并无太多悲痛，低头沉默只是他的习惯。我过去试图和他聊聊，他咧咧嘴，轻言一句，我也就还有十年好活了，语调低沉，头也不抬，苍凉中有几分平静。那一年，他不过五十刚过。
本来应该写玉林叔，因为都爱读书，我们叔侄特别亲近，在另一篇文章已经写到，不再重述。玉林叔是我三叔，比小叔大十几岁，难得的读书种子，可惜由于时代原因没有书读。我的三婶是那种很不醒目的农妇，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中年早逝，留下一对子女，儿子又比常人更加迟钝，凡事总落人后，好在娶的儿媳贤惠能干，撑起一个家，有一些人气。玉林叔后来和同村一位寡妇相好，没有结婚，也没有同居生活，用我们当地话说，只是走朋友。我因为远离故土，几十年和他并无多少交流，但我懂得一个有精神要求热爱读书的男人内心深层的孤独，不知道进入暮年，他还读不读书。
4手抄本与《高斯代数》
我固执的认为，我不应该做语文老师，应该做数学老师，我的抽象思维显然强过形象思维，而且数学尽讲一些人们听不懂的东西，显得特别有深度。
害我没有做成数学老师的，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书，大抵是玉林叔的，总之爱不释手，拿起就放不下。初一数学起始课，讲点和线，老师是外县人，操一口古怪的外县口音，形象又不好，得了佝偻病，身体残疾。老师的口音和形象都不足以帮助我抵抗小说的诱惑，金环、银环、杨晓东、关敬陶，该美的美，该帅的帅，加之同桌女同学，悉悉索索要一起读那些爱情段落，点和线自然只能摧枯拉朽，再好的数学老师也派不上用场。
其实，我的学生时代，从小学到中学，都不用上什么课。开门办学，学工学农，批林批孔批宋江，花色翻新，我也就信马由缰，自由阅读能够找到的各种有字的东西。曾经因为读《毛泽东选集》得到老师赞赏，老师赞赏是因为我爱读选集文本附着的注释，没有读过的人不懂它的美妙，成语古谚，历史人物，文化掌故，密密排列在正文下面的那些小字给我许多特别的满足。
我的语文老师是我迄今认识的最好的语文老师，也是外县人，66届高中毕业生，因为文革没能上大学，几经转辗，成了我的语文老师。老师爱读书，也指导我们读书，革命年代不用上课，甚至没有课本，老师就把一个班分成“评《水浒》小组”、“评《红楼梦》小组”，同学们认认真真读起《水浒》和《红楼梦》，我顺势把《三国》和《西游》都读了。那时，能够公开出版的书不多，有一些书，被人们传抄，成为手抄本，地下流行，著名的有《梅花党》和《少女的心》，我没有读过，曾经很是遗憾，但我读过老师手抄的《第二次握手》。当时，因为木讷羞涩，对老师只是敬且畏，不敢接近，手抄的《第二次握手》是同学二传到我手里的。借书时候，同学严辞要求当天归还，而我读得忘了形，把书带回了家。第二天还书时，同学给我一巴掌以示惩诫，算是为读书付出的人格代价。
后来，和老师走得更近，可以进他宿舍，见到许多我没有读过的书，其中一套两本的《史记选译》，我觊觎有时，上了大学，和他通信中提起，老师没有迟疑便寄给我，我兴奋意外得不知所措，回赠一本《词诠》，再加《燕山夜话》，才算心安。我早已无需借助译本阅读《史记》，但已经残破的《史记选译》一直摆在我书柜显要位置。
老师是感性的人，曾经给我们朗读小说泪洒当场。读的是韩少功的短篇小说《月兰》，内容早已忘记，只记得老师读着读着不能自持，声泪俱下。老师普通话并不标准，朗读技巧也非最佳，但这样的感性场景让我终身不忘，这是语文老师的魅力，也是读书的魅力。我们上高中，文革结束，文化解禁，文学时兴，买书读书成为时尚。在老师指导下，我订了两份杂志：《地理知识》和《世界文艺》，因为喜欢地理和文学。通过《世界文艺》第一次读到《变形记》，从此爱上卡夫卡，后来，又半懂不懂读了许多西方古典与现代作品。中国制造浸润了一点西方文明，自此有了骄傲，也从此有了痛苦。
虽然因为《野火春风斗古城》，没有学好数学，但对数学老师我从内心敬重。老师姓曹，因病残疾，命运多舛，一生好学，倾心教育，上过大学，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外县来我们这间僻远的乡村中学。曹老师教我们数学，还教物理、化学，我们这帮乡下孩子的不幸在于需要学习的年龄赶上停课闹革命的年代，而我们幸运则在于阴差阳错遇上两位好老师，在荒芜时代没有完全荒芜学习。有段时间，热爱理科的三个同学从曹老师哪里弄来一本没有封面也没封底的书，说是《高斯代数》，外国人的书，几个人神秘得很，没黑没夜捣鼓这本书，让我不可思议，做那些题有什么快乐？三个同学，现在一个成了名医，一个在地市级组织部门专门选拔干部，还有一位在北京官至副部长，他们的成就，应该有《高斯代数》的功劳。我没有读过《高斯代数》，但读到曹老师手里的苏联小说，主人公住在三十九层楼上，让我很是着急，当时我见过最高的楼不过三层，住到三十九层，柴米油盐，各种生活必需品可怎么弄上去？
曹老师体弱残疾，独居外乡，听说有一个哥哥在广州做教授，没有见过。后来有人给他介绍附近村里一个寡妇，很快生活在一起。寡妇有好多的儿女，一个儿子曾经和我们同班，得了癫痫，常常毫无征兆，口吐白沫，倒地不省人事。曹老师慌忙救治的紧张与不知所措，看得出把这家人当自己亲人。放学时候，落日余晖，瘦小的曹老师携身体壮硕的师母和他们有癫痫的儿子一起回家，背后是山，前面是鄱阳湖，三个人蹒跚在暮色夜霭之中，有些凄寒，更有一些温暖。我们上大学不多久，曹老师去世，村民和学校共同操办了他的后事，葬在鄱阳湖边的山上，湖对面是他再回不去的家乡。
读着书长大，才知道读书还有很多用场，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现代人简捷表达为有房有车。少年时候只知道有趣好玩，不懂读书有那么些复杂作用，现在懂也晚了，渐渐老去，更没有可能指望从书里发掘黄金美女，如果还会读书，也还只能是有趣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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